文｜亢凯
想想自己上次写有关社会的东西，得有 1 年多了吧，那时的我还不会写总分总的高考模板作文；还不能清楚的知道命题者的意图；还充满激情，觉得没什么做不到的。但就是在上周二，语文考试，题目是描写港人忙碌的生活状态，当我一口气写完了 1200 字的文章后，自己不经意发现，是总分总的格式。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上厕所必须要报告长官才能撒尿的瑞德，耳边又回荡起语文老师的声音：高考是个坎，你必须迈过去，等上大学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现在你只能这样。
这么多年了，有多少被洗脑的国人，是否也活在这样的“圈套”之中？李海鹏说：“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只能这样’，而少了太多的‘应该这样’。”我喜欢的很多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或间接告诉人们：生活应该这样。
也许一年前的我，会继续写下去，批评那些打砸烧的愤青。但一年后的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只知道，自己再也不习惯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可能是因为高考的训练，但更多的原因，恐怕来源于自己的内心。
那天深圳的游行，亲身经历，有声势浩大的游行，有令人颤栗的催泪瓦斯，还有全副武装的警察。从开始的嘲笑到后来的害怕。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视而不见却对遥远的钓鱼岛密切关心，但当我用他们的大脑思考时，我又想不通像自己一样冷漠的人怎么就会忘记历史的耻辱。最后我似乎悲剧的发现，不论你如何思考，站在自己的角度永远是逻辑自洽的。这个世界上没那么多脑残，你冷静下来听每个人的话，会发现他们能运用严密的推理和丰富的想象让自己站在不败之地。
而关键的关键，也许就在那部分丰富的想象。
马里兰大学有位教授写过篇论文，大致是关于“冗余信息”的实用性，他通过对多次历史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的研究得出结论：冗余信息的数量决定了接近事实真相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获取有关某一事件更多的看似无用却实则相关的信息后，我们会更少的运用想象，更多的进行推理，此时，事实的真相才越接近我们。
而当我们提笔写下评论之时，很少有人可以避开想象，因此，我便时常怀疑，自己是否在运用想象？自己真的确信所说的话是对的吗？自己的理论真的不会被那些未知的信息所击穿吗？
大多数时候，我的回答都不肯定，于是，我愿意再等等，再看看。能不能知道更多，能不能让自己更接近真相。我想自己区别于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不在于自己可以坐在电脑前说些风凉话，而在于自己有更谨慎的态度并愿意去根据更多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样的结果便是：几乎很少在发言，只是静静的看着，看着事态发展，不会轻易的站队。但这样的后果是：你甚至不敢发言，看着的同时在不停怀疑自己，直到几乎怀疑一切。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的更好，尤其是经历了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你发现原来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事。再想那些打砸的人，也许他们其中有人才华横溢却因为没有家庭支持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也许他们能力突出却因为后台不硬一直碌碌无为；也许他们真心爱着女友却被玩弄抛弃。他们选择爱国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可能恰恰是这个国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发泄情绪，他们违法打砸（攻击政府大楼），某种程度上可不可以和那些违法上访的群众等同？虽然我一直坚持，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违反法律，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你可以想象出无数种理由来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而也许恰恰，他们就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看到新闻，深圳政府在微博开始公布这些人的照片，并希望大家举报，这是法制化应有的做法，但不希望的是，它成为仅有的做法。中国的社会太多地方缺少法制，这让今天违法的那些人有了更多的借口，但我希望，总有一天，他们会找不到类似的借口，就像梁振英的僭建房屋被拆除一样，当法制成为了习惯，即使那些认为“别人都行我为什么不行”的没有逻辑的混蛋，也会乖乖的接受惩罚。
就像我不想在看到 FB 上出现“一国两智”的戏谑说法一样，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所有的事情通过法律解决，而不是呼吁与谩骂。
当然，多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政府扮演了游行的什么角色？钓鱼岛到底是谁的？非法打砸是不是有组织？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到底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