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303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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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一年一度的高考总会牵动社会神经,引发许多事件和话题。对于这场天下第一考,历年来的反思和建言可谓汗牛充栋。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考试制度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消失,这也是考试虽有各种弊端,但古今中外皆以其为主要的选拔人才机制的原因,变因此多数国家也都有自己的“高考”。

大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考试,而在于考试内容和制度本身的公平、完善和科学。

以高考作文题目为例,我们见惯了中国式的题目,远者如“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政治挂帅,与时俱进;近者如“水的灵动,山的沉稳”、“人生,诗意还是失意”、“梯子不用时横着放”这样的心灵鸡汤乃至用意不清的题目。

相较之下,再看看近来媒体披露的其他国家的高考作文题——“对于真理(相)的追求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法国);“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要学习它?”(英国);“‘如果我们不满意环境,就设法改变它,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很少发生,这就是说,我们不必为改善身边的环境焦虑,而是应该考虑改变自我,使之使适合环境。’改变自己的态度比改变环境更有利吗?”(美国);“关于一国文化,要给对那国毫无了解的人说明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充分明白你在说什么?同时不花点儿心思对方就不能明白的困难点在何处?举例说明。”(日本)

不难看出,欧美日高考作文题的思辨性、哲学性、批判性、开放性、现实关怀、视野之开阔和对基本价值问题的关注,与国内高考题“与时俱进”、“思想健康”的泛政治化指向,以及文艺腔、过度专业化毛病,趣旨形同宵壤。

难怪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评价中国高考作文时称:“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他们忘掉高考作文的写法,从零开始,重新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思考进行阐释和表达。”在西方国家普遍都已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时候,我们的大学不得不肩负起重新培养思考能力的重任。

在今年青年领袖专辑的开篇谈高考作文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发现榜单上的入选者,从个人经历来看,多经历过生活的重大转折,或者对价值观隐忍地坚持,而当事人的选择,多是遵从内心的呼召而无视甚或抵抗惯性、习俗、权威、“多数意见”、时尚喧嚣的结果。

比如作家阿乙的违抗父命,弃警从文,再如孙春龙从传媒人向公益人身份的转变,又如演员赵涛对人文电影的坚持……许多入选者在面对“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一问时,给出了“失去自我”、“浮躁”、“急功近利”、“老得很快,暮气”这样的答案。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检视的生活,不值一过。正是思考力和独立精神,决定了生活与工作的境界,和我们内心对自身的认可度。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境界和自我认同,与财富或权力等外在指标无关。

毫无疑问,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个尊重个性与人权的环境里,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国民精神气象,而在一个压抑的环境里,则更可能是少数倔强者的专利,由此,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创造力与活力。教育思想无疑要首当其冲地负责,这就是我们比较中外高考作文题的原因。

“你就像走在大雨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试图绑架你,让你成为它的囚徒,听它的话。自立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作家阿乙说。

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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