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不相信的人就是明天的自己,和他托付的事基本上没有能够实现的。同时也被过去的自己痛恨着,因为被他托付的事基本上没有能实现的。这让我意识到,等我跳出应试教育再妄图来批判它是不大可能的。

经过高三一年的应试训练,不管承认与否,我已经被训练成一个在某些方面谙于迎合的人。我知道怎么使自己的答案令评卷人满意,我知道他想看到什么。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比现在同坐在一个教室里面的人强的部分,就是知道如何去迎合。

老师们还在不断地传授迎合的技巧。其实整个高三除了回忆以前的知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干这个。前几天在做一篇诗歌鉴赏,我按照固定的格式和套路往下写,旁边的同学还在天马行空地胡吹乱侃。讲解时老师念答案,自然和我的基本相同。同桌惊奇,我告诉他,这都是「公式」,你不需要思考的,没什么惊奇。周围同学表示诧异,语文还有「公式」?

哪科没有「公式」?

数学老师上课喜欢说:「现在做题有什么意思,你现在做的题百分之一千不考,你学的是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程序,是套路。」——思想就是程序,思想就是套路。这话还着实让我一惊。不过你得承认道理没错,程序正确,高考数学题大半能解出来。

生物和化学在这一方面相似,即要求答题格式。同样一句话,得思忖怎么写才能让老师痛快给分。这一点老师们称之为「非智力因素」,我看其实是迎合的一种好听的说法。衡水中学在这一点做得很好,我们的老师几次三番去衡水考察,回来无一不是感慨万千。他们的老师甚至要求字号不同,即把重点需要得分的关键词用比较大号的字体写,以让老师看得更清楚,给分有据。迎合到了这种地步,「大学生加工厂」之名不是平白得来的。

写到这里,我回头读了一遍。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仿佛我说的这些简直太过平常,是很正常的得分手段。我不这么想。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考试进化到这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本来意义。我想不出这样的考试除了『选「仕」』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进一步讲,很大程度上教育也已经失掉了其本来的意义。「学而优则仕」,这是我们信奉的教条。我们早已不再(或者从来没有过?)为获取知识而学习。使学习和功利牵扯纠缠,在以前这或许是进步,但现在这是我们的悲哀。

但是高考还是高考,不会因为我在这里的几句牢骚而有丝毫改变。我只能接受它的规则,并安慰自己跨过它之后再试图改变。多少人是这么想的?可结果又是如何呢?是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游戏制定者料到我们这些小九九,而早就布下了圈套呢?

还是前两天,随堂作文测试。拿起笔,涌入大脑的全是一套一套固定的程序。看到材料首先想出题人之所想——同样一则材料,他看出的角度再偏都是正确的,而我看出的角度则通通是跑题。我心里想,韩寒当年面对扔进杯子里的一个纸团想出来的东西,不知道出题人和评卷人会不会大笔一挥零分论处。第二想文章所用的固定结构(我省略了文体选择,因为大部分材料基本上只能写议论文体)。高考前我拿到一本评卷人总结出的作文经典结构套路的书,如获至宝,屡试不爽,由此感慨考场作文格式之重要。第三选择用例,脑子里一下涌入了一大片「感动中国」和「万金油」。第四作文。写到一半我突然有种悲伤的感觉,天天骂着应试教育,其实自己早已经被同化其中了。就是在那时,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圈套。

我现在有些羡慕那些按部就班的同学,没有这样的思考,没有负担。反观自己,明明在别人的游戏里,却不想遵守游戏规则,可悲。

我还曾信誓旦旦地写下:「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现在只怕也是身不由己的一纸空话罢了。

文|亢凯

想想自己上次写有关社会的东西,得有 1 年多了吧,那时的我还不会写总分总的高考模板作文;还不能清楚的知道命题者的意图;还充满激情,觉得没什么做不到的。但就是在上周二,语文考试,题目是描写港人忙碌的生活状态,当我一口气写完了 1200 字的文章后,自己不经意发现,是总分总的格式。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上厕所必须要报告长官才能撒尿的瑞德,耳边又回荡起语文老师的声音:高考是个坎,你必须迈过去,等上大学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现在你只能这样。

这么多年了,有多少被洗脑的国人,是否也活在这样的“圈套”之中?李海鹏说:“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只能这样’,而少了太多的‘应该这样’。”我喜欢的很多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或间接告诉人们:生活应该这样。

也许一年前的我,会继续写下去,批评那些打砸烧的愤青。但一年后的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只知道,自己再也不习惯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可能是因为高考的训练,但更多的原因,恐怕来源于自己的内心。

那天深圳的游行,亲身经历,有声势浩大的游行,有令人颤栗的催泪瓦斯,还有全副武装的警察。从开始的嘲笑到后来的害怕。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视而不见却对遥远的钓鱼岛密切关心,但当我用他们的大脑思考时,我又想不通像自己一样冷漠的人怎么就会忘记历史的耻辱。最后我似乎悲剧的发现,不论你如何思考,站在自己的角度永远是逻辑自洽的。这个世界上没那么多脑残,你冷静下来听每个人的话,会发现他们能运用严密的推理和丰富的想象让自己站在不败之地。

而关键的关键,也许就在那部分丰富的想象。

马里兰大学有位教授写过篇论文,大致是关于“冗余信息”的实用性,他通过对多次历史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的研究得出结论:冗余信息的数量决定了接近事实真相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获取有关某一事件更多的看似无用却实则相关的信息后,我们会更少的运用想象,更多的进行推理,此时,事实的真相才越接近我们。

而当我们提笔写下评论之时,很少有人可以避开想象,因此,我便时常怀疑,自己是否在运用想象?自己真的确信所说的话是对的吗?自己的理论真的不会被那些未知的信息所击穿吗?  

大多数时候,我的回答都不肯定,于是,我愿意再等等,再看看。能不能知道更多,能不能让自己更接近真相。我想自己区别于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不在于自己可以坐在电脑前说些风凉话,而在于自己有更谨慎的态度并愿意去根据更多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样的结果便是:几乎很少在发言,只是静静的看着,看着事态发展,不会轻易的站队。但这样的后果是:你甚至不敢发言,看着的同时在不停怀疑自己,直到几乎怀疑一切。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的更好,尤其是经历了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你发现原来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事。再想那些打砸的人,也许他们其中有人才华横溢却因为没有家庭支持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也许他们能力突出却因为后台不硬一直碌碌无为;也许他们真心爱着女友却被玩弄抛弃。他们选择爱国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可能恰恰是这个国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发泄情绪,他们违法打砸(攻击政府大楼),某种程度上可不可以和那些违法上访的群众等同?虽然我一直坚持,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违反法律,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你可以想象出无数种理由来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而也许恰恰,他们就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看到新闻,深圳政府在微博开始公布这些人的照片,并希望大家举报,这是法制化应有的做法,但不希望的是,它成为仅有的做法。中国的社会太多地方缺少法制,这让今天违法的那些人有了更多的借口,但我希望,总有一天,他们会找不到类似的借口,就像梁振英的僭建房屋被拆除一样,当法制成为了习惯,即使那些认为“别人都行我为什么不行”的没有逻辑的混蛋,也会乖乖的接受惩罚。

就像我不想在看到 FB 上出现“一国两智”的戏谑说法一样,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所有的事情通过法律解决,而不是呼吁与谩骂。

当然,多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政府扮演了游行的什么角色?钓鱼岛到底是谁的?非法打砸是不是有组织?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到底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国?

前些日子,我在准备一个关于香港的英文Presentation,中间有一段打算介绍集会游行自由,贴香港人民到政府门前抗议国民教育时候的照片,还有香港大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游行抗议时候学校设立的急救站等支援设施的照片。

按照计划,我会这么引出,「同学们,大家喜欢上政治课么?」 「对于这门你极其反感的课,你想过反抗么?」 「和我们不同,他们是这样做的……」随后演示文稿上打出抗议的图片。

我还在设计和排练这个演示文稿的时候,全国各地突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出人意料的是,各地政府也都批准了这些游行。人们兴奋地拿着小国旗上街开心地散步,随着其他人一齐喊出「钓鱼岛是中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爱国主义情怀和道德高尚感爆棚。与此同时,新闻开始播报在各地出现的打砸抢事件。我想,看来还是有那么一两个头脑清楚的,随你们这群傻逼闹去吧,老子先趁乱捞一笔再说。

我的RSS推送来的信息显示,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头脑很清楚的,知道上街的这群人都是什么货色。在新浪微博上也表现出明显分化的两派。与此相反的是,身边的同学如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漠不关心,就是「日本鬼子给老子滚出中国」式的愤青。我想了想,深刻意识到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事件继续升温,在某一天上学的时候,班里一个同学系了一个上面写着「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的头巾来到班里,上课的时候也戴着。一些同学给他鼓掌,有些女生小声议论,大部分是佩服赞美之辞。但是,和我想的一样,绝大部分人对此毫无反应。班主任走进来,看见这个样子的学生,吓了一跳,谁想让这样一个不稳定因素存在于班里呢?于是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告诉他爱国不是做在表面上,你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才能保卫祖国,你要把你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学习动力……我看见他悻悻地解下头巾,放回书包,满脸的不服气。我理解班主任,稳定压倒一切。

到周一,国旗下的演讲。两名同学慷慨激昂地控诉着几十年前日本的对华暴行。怕是受最近的气氛影响,撰稿人写作时估计也是义愤填膺,因而文章的思绪很混乱,不断地从几十年前跳到今天,又从今天说回几十年前,中间没有合理的过渡。刚刚大声吼完「九一八,日本侵华!」这里一个停顿待同学们鼓完掌之后马上说「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总觉着很有喜感,但其他同学大都听得热血沸腾,大有冲上前拆了主席台上那两个日本芯片的摄象头的冲动。演讲完毕,掌声经久不衰。

可能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你们丫都给我安生点儿,别出去闹事儿」,急忙派政教处的老师上来平民愤,主旨是大家要理性爱国,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迟到,不早退,进校门记得穿校服,今天我以附中为荣,明天附中以我为荣……

我得说学生们的能量是强大的,社团联迅速成立了「军事防务部」。连着几天每天下操时都会霸占几分钟麦克风,对大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这天,「军事防务部」组织了「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爱国万人大签名活动。大家也很配合,在防务部干事的呦喝下纷纷上前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回家洋洋得意而又郑重其事地写下一篇日记。嘿,咱今天也爱了一把国。

总体来说,我所在的城市没有爆发大规模失控的局面。大部分人只能在网上看看别人掀日本车时候爽翻的表情,自己窝在家里意淫一翻。韩寒很犀利,「可不是么,要么没人敢欺负我,要么你欺负我,我欺负你,要么你欺负我,我兄弟欺负你,最不济也是你欺负我,我欺负你兄弟,从来没听过你欺负我,我欺负我兄弟这种模式」。我再补充一点,对那些要抵制日货的人。不,不仅是人,央视不是还这么干了么?停播日企广告,一片人叫好。您真大方,那敢问这广告的违约金谁来付呢?屁民说,妈的,我付,让日企都给老子滚。好,做事要彻底,我建议您带领三千城管去大裤衩把他们那里日本生产的全部设备都砸个稀八烂,我看CCAV还拿什么东西宣传教义。

停,要冷静。

其实领土争端这个事本来就是一笔烂帐,中国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天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认为尖阁列岛一直归属于冲绳管理。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逐渐扩张,为讨好民众,尖阁列岛必须争取,服软拱手让人也太怂了,必然打击自己的影响力。中国方面虽然不想打仗(其实两方都不想),但看别人骑到自己头上一定也不会让步。纵观历史,从来没有领土争端是两国领导人和和气气就谈拢了。既然又不想动武,那估计最后很可能在扯皮中和和稀泥完事,达成一个协定,大家都别争,分吧分吧得了。

「一个对内游行不自由的国家,对外游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退一万步讲,就算钓鱼岛争回来了,你就吃饱肚子了么,你的房子就有着落了么,你的车子就开回来了么?先别急着大义凛然牺牲小我成就祖国,想想你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它是怎么为你服务的,它应该如何为你服务呢。

我不想抄书了,下次你又生发出和街上的人一起散步的冲动时,去看看《乌合之众》。

开学这么长时间,如果再不写写这个对我来说有点特殊的新班级,太说不过去了。

去办入学手续的前一天,我和Gnnng在家里玩了个通宵。我问他,你说说复读生都有哪些叫法,越难听越好,我好习惯一下。我们两个人总结出:补习生,复读生,高四,留级生,复习生。其中比较接受不了的是「高四」和「留级生」两种。我最喜欢「复习生」这种叫法,它比较委婉,词义含糊,听者得稍微琢磨一下才能反应过来,然后会心一笑,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的自尊,又能表达清楚身份。

说这个有些矫情了,但自从旅行回来,随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无法控制地一直想以后的处境。我最怕在新班里遇到以前认识的人,尤其是之前在人家面前吹过牛的。但又怕一个人都不认识被隔离在外的感觉。事实上这些担心并不过分,我不害怕到一个新组成的班级,但这样生生地插到一个已经在一起两年的班级,融入会变得异常困难。我心里盘算,我上高中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自己班的同学认全,认全以后还时常想不起来某些人的名字,现在只给我一年或更短时间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嗯……

不管怎么害怕,还是得如期开学。新的番号:二三六。班主任:赵宝宏。班里还有一个几乎全校闻名的同学,也是参加信息学竞赛,不过之前没有过接触。和大部分情况一样,学信息竞赛的全班一共也没有几个,我松了一口气,在后面扫视了一遍,没有熟人。我搬着桌子和椅子从后门笨拙地走进班里,在中间列的最后一排坐下。我尽量低下头不去看那些扭过头来打量着我窃窃私语的同学,随便拿出一本书翻开。但很明显,我完全看不进去。

开始上课,老师们大多讲前一天的考试卷子,我能看到他们目光总会在我身上停顿一下,然后迅速明白过来,继续上课。下了几节课,有个看起来呆头呆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了,没有贬意)的同学走过来问我的名字,我拿起手边的稿纸写下来,告诉他每一个字的读法。他说了一些欢迎我的话,然后又花了一些时间夸我的字,我只是轻轻地点头,说谢谢,脸上没有表情。

第一天整个一天我都是在恍惚中度过,我努力想着去年复习生来我们班时候的情景,他们的表现。但没有什么印象。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表现地自然一点,但越这么想好像就越不自然。我还是低着头,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美国种族简史》,尽量不去想眼前的这一切。

这样过了两天,在某个晚自习的时候,班长走过来对我们表明身份后,说要让我们三个(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复习生上台自我介绍一下。我当然是推辞半天,想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说话。但班长执意这么做,最后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台。前面有了一个复习生的自夸炫耀虚伪让我恶心到极点的介绍,我心里小矛盾了一下,一方面担心同学们认为这届的复习生都是这幅德行,另一方面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反衬,借此申明立场也不错。我说着提前想好的客套话,然后平静地下台。

一年的高三训练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我立即适应了学习节奏。我能很快完成布置下来的作业和卷子,因此在学校有了大把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人可以闲聊,我就看书。有一天一个女孩儿过来向我借《美国种族简史》,我有点吃惊,问她是不是知道老罗,她说就是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这本书,很感兴趣。我借给了她,心里想就算是有老罗的推荐,这种有些学术味道的书读起来还是颇乏味,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对这样的书有兴趣。

一星期之后她把书还回来,告诉我很好看。她问我是不是喜欢读书,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我只是含糊地回复她说都喜欢,没有偏好。她点点头,告诉我她也喜欢读书,喜欢欧洲文学,以后可以多交流。我说,好。

其实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没有机会,也没有理由。我基本上都在读现当代的散文小说,对欧洲那些经典兴趣不大,她也没有再来找过我。因为坐在最后一排,我能仔细观察教室里的每一个人,她是那种异常稳重的女生,每个班都会有这样的女生,无论身边的人怎么大喊大叫,她总是低头学习看书,教室的门开关,走进老师同学,从来不会抬头。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同桌,想着她如果毕业以后也像那个同桌那样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会是什么样子。

那个之前提到的呆头呆脑的同学因为学习竞赛的原因搬到我旁边来坐,渐渐地也可以说话了。我还是重复着每天做题、看书的生活。我逐渐适应了每天这样过,因为有大量的时间能看书,也没有很孤独隔离之类的感觉。

很快一个月过去,迎来第一次月考。这段我想轻描淡写过去,就是虽然题很简单,但还是考得一塌糊涂。好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在学习竞赛,文化课方面落下不少,因此并没有显出我考得特别砸。一起的另一个复习生,是我现在的另一个同桌,考得不错,班里面马上有一大片人膜拜之。我松一口气,还好考得不好,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可怎么对付。

在学生时代,成绩就是评价一个同学的唯一标准,不需要扯什么道德品行。那个复习生的地位马上获得巨大提升,他应付同学们的奉承,我可以在一旁看书。

看书倦了的时候,我会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仔细观察这个班。

抬头,黑板上方有班训「山石有志,水木无华」。我把它抄在本上,反复玩味,很有意思。班后面有一个柜子,被起了个名字叫「九店」,里面有各种零食小吃文具之类,据说是全班同学「入股」,由一个组的同学负责进货,实行无人售货制,目的是方便各种吃货的需求。「九店」很火,刚开学的时候为鼓励大家购买还采取了很多促销手段,派小组同学上台演广告,每天晚上抽出一名幸运消费者获得奖品。我不是吃货,至今也没有什么这方面需求,但感觉这个班里的气氛很活泼,暗暗感到幸运。

班委一学期换一届,不可以连任。我们班总是很懒,基本上是某个班长当得不想当了,跟老牛申请一下,然后和有当班长意向的同学(通常人气很旺,学习不错)交流通过,再选举一下就完事了,而且通常只有班长主管班里的事务。这儿除了班长之外,团支书也拥有很大的权力,相当于副班长,这倒是很有中国特色。一男一女,一般办起事儿来效率高很多,也方便很多。利用班会时间,他们举行了班委换届仪式。由组织委员当司仪,主持大会流程。煞有介事,把我彻底逗乐了。会议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然后上届团支书上台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一个学期班里发生的大事件。然后班长上台,讲自己当班长的感慨,和老师一起管理的不易。接着班长为过去一学期为大家服务的各个委员颁发奖品,并要求每个人说获奖感言。最后是新任班长和团支书发言,谈谈希望表表决心,新老两任干部握手拥抱,以示交接。整个过程欢乐无比,同学们不断起哄插科打诨,也没有人维持秩序,而会议在这样的气氛中自顾自进行。最后的仪式,正好是上一任女班长和男团支书,和新任男班长和女团支书交接,但因为不好意思,所以就男找男,女找女,大家在下面喊「抱错了喂!」

对于我们几个复习生,大家总是很谨慎。坐在周围的一些女生叫我们「大神」,另一部分女生叫「学长」,男生们总是很小心翼翼地叫出我们的名字。有一次班长上台说给我们分配书包柜的事,说如果没有人申报的书包柜会分配给我们几个「新同学」。马上有人在底下说「什么新同学,是学长!」。我想,一直以这样的身份,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被当作班里的一员,虽然大家是好心和出于尊重,但我还是觉得有些矫枉过正了。就像好莱坞荧幕上的黑人永远是正派一样。

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星期,我一直在看《江城》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到了中国的长江畔的小镇涪凌当志愿外教一年的自述和体会。在我看的时候,对他写的一些感觉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在中国的那样一个小镇,他外国人的身份常常会使人把他当作一个异类。他在努力融入当地人们生活的过程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困难,他认识到,就算汉语说得再好,和周围的人有多亲近,当地俚语说得再多,他还是一个外国人。而他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并以一个「外国人」或者说「局外人」的视角观察着这里人的生活。

在现在这个班里,我无疑也是一个「外国人」。而我安于这种状态,我不打算做无用的努力去从表面上融入这个班级。我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去年的复习生可以在不向任何人打听八卦的情况下,准确地看出我们班里男女生之间的各种关系。我对这方面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可以充分利用「局外人」的身份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这也算做一年复习的另一种收获。

『矫情,慎入。』

这本书看得酣畅淋漓。是近期看到的绝对值得五星推荐的一本书。

野夫的文字很有感染力。头两篇《江上的母亲》和《坟灯》,一个是写他的母亲,一个是写外婆。每次都是看到一半鼻子就开始发酸。我在Digest 站里把《江上的母亲》录入后,又反复看了几遍,还是很难释怀。

野夫煸情功力很深。他在文章中丝毫不掩饰情感,用传统纪实的手法把自己的悲痛一点一点说给你听,到动情处,两人均是泪眼。母亲在临终前把家族的回忆写成文字,把手稿给“我”时,“颤颤巍巍”并“哽咽”着说是给三姊弟的纪念,我甚至都能想象到这位一生受尽苦难的老人心里难以诉说的情感。看到他母亲的遗书那一段,作者说“我的心顿时沉入冰海”的时候,我也随之哽咽。

作者对外婆的感情和对母亲相比,只深不浅。《坟灯》也章章催泪。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可是好人却无好命,这几乎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残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大伯革命与爱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个体在组织中的无奈。

「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到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这是对命运的叹息。

「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所致的律条约法宣誓。」这是对组织的痛斥。

大伯的悲剧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但对当今未必不是一个启示。

至亲写过,野夫又把一些敬重的长辈,奇人都记录下来。少了血肉离别的悲伤,后来的这些文字却更加好看。好友老李,有我的身边好多好朋友的影子,有才华,同趣,感情甚好却从不表现出来,但每次需要帮助的时候无不倾全力伸来援手。真正的好朋友就那么几个,剩下的都是泛泛。但有这么几个好朋友,走这一遭便没什么可后悔的。

《幽人苏家桥》这写的是作者最亲近的狐朋狗友。宿醉,裸奔,甚至去摘人民法院的牌子,全是年少和轻狂。苏家桥也是傲骨文人,一身才华却因为时代和性格的原因一生无名。作者笔下,他放浪不羁大笑着说出「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我心中一颤,前几天所看张佳玮的自述中也曾提到这句话。我只有在心里暗自拼命点头的份。

在书的结尾,作者感慨「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知所云。他们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乡弄丢了。城市化和移民,剪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 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我很庆幸,我是有故乡的。剩下的,就是让它不断地自我发酵,让我慢慢地闻到它醇厚的香气。